“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污染防治手段和相应监控，许多生产活动造成了土壤、地下水污染。”6月2日，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城市规划行业协会副会长于一凡说。
她说，以工业生产、交通物流、市政设施等为代表的产业类用地是具有较高污染风险的存量用地，其再利用活动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登记、评估、修复和审核流程进行环境风险控制。但目前各方对于场地治理导致二次污染的风险缺乏防范。
于一凡称，从全国范围来看，从珠三角制造基地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从东部沿海城市到三线建设时期发展的城市，钢铁、化工等环境污染风险高的重工业遍布全国各地。
从城市范围来看，无论在城市中心区还是郊区均有大量产业用地分布，其中不乏化工、造纸、冶金等环境污染风险较高的产业。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污染防治手段和相应监控，许多生产活动造成了土壤、地下水污染。
同时，由于长期堆放危险品，从事工业原料、产品等存放和运输，也使部分铁路沿线、物流栈场成为遭受污染的重灾区。此外，缺乏防护措施的垃圾堆放和倾运码头等对城市生活空间与岸线埋下的污染隐患也不容小觑。改革开放初期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更是造成了城乡环境的整体恶化，形成的癌症村、白血病村令人扼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就已经开始调整旧城核心区内的产业用地，由于腾退土地中不少占据良好区位，居住、商业、商务和创意产业等往往成为再利用的首选功能。
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75%产业遗存再开发为居住用地，上海市转为居住用地的产业遗存比例也近60%。上海2040年空间发展战略提出了未来城市建设用地零增长的目标，内涵式发展的机遇将主要来自市域范围内800平方公里原产业用地。
“不难想见，一旦未经处理的污染场地被直接纳入再开发，甚至用于养老院、幼儿园、住宅区等功能，后果将何其严重。”于一凡说。
于一凡介绍，产业遗存可能具有的污染通常以两种形式存在：第一种是场地内残留的固体工业废弃物、污水、有沉淀物和污泥的水塘、可感知的废气，以及地上或地下的储油罐、变压器、污水处理设施、生产运输设备等基础设施；另一类来自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经由各种途径迁移至土壤与地下水，残留在内部场地和建筑结构中，甚至影响到邻近的河流、湿地、沼泽或绿地等周边整体环境，但场地并没有显著的污染迹象。
“由于未能形成针对产业遗存再利用的预先环境风险评估和场地清理后的环境风险复核机制，加之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部门之间缺少沟通与协调，不少被污染场地未经处理便得到再次开发并投入使用。”于一凡说，规划管理部门对产业遗存的污染历史缺乏了解，即使意识到潜在的环境风险也苦于缺乏技术依据，难以做出合理的功能规划和空间安排。
存在污染的产业遗存须通过相应的治理手段来消除或者控制环境风险，而目前相关的治理技术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产业遗存的治理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某化工厂污染治理成本预计达到2.8亿元，对于任何组织或单位而言都是巨大的负担。”于一凡说，缺乏整治资金容易使污染治理流于形式，质量缺乏保障。
“鉴于城市功能转型过程中会陆续出现更多新增产业遗存，摸排产业用地的污染情况不应仅限于对产业遗存现状的调查，还应对目前仍处于生产、市政服务过程中的产业类用地进行登记和评估，以便进行系统管理。”她说。
世界上很多城市因对产业遗存的成功再利用而为城市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如英国伦敦的码头区、美国纽约的SOHO区、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以及我国北京的798艺术街区、上海黄浦江两岸的世博园区、广东省中山岐江公园等。“然而，在将产业遗存视为城市更新与转型的机遇的同时，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场地安全吗？”于一凡如此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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